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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一龙教授认为，肿瘤免疫治疗对癌症，尤其是在肺癌的治疗作用是“革命性”的。 “过去经常说只有一年的朋友，那是化疗时代；有了靶向治疗之后，我们有很多两年的朋友，甚至有5年的；而到了免疫治疗时代，我们可能有一部分长久的朋友了。”他说。
文/戴戴（全文约3300字）
6年前，孙星（化名）找到吴一龙教授，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治好他的肺癌？
吴一龙教授说：“有一个办法，你试不试？”
这就是后来在全世界掀起肿瘤治疗革命的肿瘤免疫疗法。
吴一龙教授是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，也是中国肺癌研究的领军人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——同样的场景、同样的故事，20年前就在吴一龙教授手中发生过，然后他开启了中国肺癌治疗的靶向治疗时代。
这一次，吴一龙教授拉开了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的序幕——肿瘤史上一个更伟大的革命性时代。
走没人走过的路，回头看云淡风轻，路上则全是未知。
“做第一个，失败是家常便饭，你们现在看到我光鲜的一面，却没有看到我痛苦的一面。” 吴一龙教授说。
如今，肿瘤免疫治疗大放异彩，中国市场上相关药物如雨后春笋。但在孙星前来求助的时刻，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试验在中国刚刚起步，美国FDA也刚刚于2014年批准了全球首款PD-1抑制剂上市。
当时的孙星已穷尽所有治疗手段，化疗打到卧床不起，肿瘤疯狂地长满了两个肺脏，且已出现胸水。孙星自行从国外买来了药物，吴一龙教授告诉他：“我们做的事有一定的风险，我们给你决定的任何一个治疗措施，你必须明明白白，我们共同负担责任。”孙星说：“全部听你的。”
很幸运，PD-1药物让孙星的病情发生了逆转，肺上的肿瘤慢慢缩小，到第4个疗程时缩小了一半，一些小的病灶甚至完全消失。
治疗的有效，激励着患者，也鼓舞着医生。吴一龙说，临床医生要有理性的逻辑思维，也要有感性的认识，后者来源于有效的病人，“当年我做EGFR突变也是感性认识，我治疗的病人有那么好的效果，美国说它没效果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同样的，在我们的免疫治疗里面，也有一部分病人确确实实获益了，这些东西就值得我们去探索。”
每一对医患都是患难之交。“当我们跟病人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、既是病人也是朋友的关系时，可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，而这种东西恰恰是我们临床医生所需要的。”吴一龙教授说：“从他身上我尝试了很多东西，没有人告诉我应该用多长时间，什么时候该停，只有药物临床试验设计是两年停药，但为什么要停，没有人讲得清楚。”
用药达到两年的时候，考虑到孙星身体状态不错，副作用也不大，两人商量后决定再用一段时间。又过了半年，吴一龙教授逐渐延长用药间隔，到第五年时完全停药。
如今6年多过去了，孙星过着高质量的生活，身体里已找不到一个肿瘤。“我认为他已经是治愈了。”吴一龙教授说。
任何领域都是“成王败寇”，只是代价各有不同。“我们把这条路走出来了, 后来者觉得我们像英雄。其实如果这条路走不通, 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历史罪人。”在回忆当年第一个做靶向治疗临床研究时，吴一龙教授曾如此评价。
风险与机遇，是“第一人”的命中注定，于医于患都是如此。
“我不是很想冒险的人 ，没有把握的事情肯定不敢做。
“我不是很想冒险的人 ，没有把握的事情肯定不敢做。但如果我看准了一件事, 心里至少有了三分把握,就可以冒一定的风险。” 吴一龙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。
就在孙星开始使用免疫治疗后不久，全球首个以中国人群为主的肿瘤免疫治疗临床研究也逐步成形，吴一龙教授正是这项研究的领导者。
免疫疗法绵延逾百年，肿瘤免疫治疗是其中一个分支，但是一百多年来，如何利用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症一直是个谜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来自美国的James P. Allison教授率先提出免疫检查点的概念，发现并证实CTLA-4对免疫细胞T细胞具有“刹车”功能，对其进行“阻击”，就能解除T细胞受到的束缚，从而全力对抗癌细胞。1992年来自日本的本庶佑教授发现了PD-1是激活T细胞的诱导基因。吴一龙教授形容，相当于体内的免疫系统被“刹车”了，只有把“闸”松开，车才能往前跑。
2011年全球首个CTLA-4药物上市，2014年首个PD-1药物上市，癌症治疗从此翻开新的篇章。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颁给了上述两位科学家。
优秀的临床学家总是对世界的变化保持着敏感，在免疫治疗新药上市之前，吴一龙教授意识到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2012年起，他开始在国内学术圈普及PD-1､PD-L1。2015年，中国首个PD-1肿瘤免疫治疗临床研究方案在吴一龙的领导下应运而生，代号为CheckMate-078。
由于中国肺癌患者有人种特点，比如EGFR突变占40%左右，而欧美国家少到可以忽略不计。因此，在吴一龙教授设计的中国方案里，首先排除了有驱动基因的患者，然后把患者PD-1的表达作为一个分层因素。最终这个临床研究获得了成功，2018年，第一个PD-1抑制剂在中国上市，从此进入肿瘤免疫治疗时代。
吴一龙教授将成功归之于命运。“这是国内第一个PD-1临床研究，没有太多的干扰因素，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纯净的环境下做研究，患者的依从性很高，试验人群的入组也比较顺利。”他说。
的确，敢做第一个的人，不仅需要勇气、担当、想象力，还需要一点点运气——而运气其实是实力的一部分。
治疗有效的药物，改变了患者的生命。
吴一龙教授认为，肿瘤免疫治疗对癌症，尤其是在肺癌的治疗作用是“革命性”的。
“过去经常说只有一年的朋友，那是化疗时代；有了靶向治疗之后，我们有很多两年的朋友，甚至有5年的；而到了免疫治疗时代，我们可能有一部分长久的朋友了。”他说。
吴一龙教授预测，在未来的三年内，肺癌生存率在全球将会看到第二个飞跃，以2015年为时间节点，因为全世界首个PD-1被批准用于肺癌治疗。这个的影响将比带来第一个飞跃的靶向治疗更大，因为免疫治疗的适应证更宽、获益人群更多。“最长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，能够响应免疫治疗的病人中， 5年的生存率已经超过30%了。”他说。
但对未来的未知，医生们如履薄冰，免疫治疗将对整个人体带来什么影响？患者长期生存后，这个药物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？“我们要去看未来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只是在免疫治疗里走出了第一步，后面的路子还太长太远了。”他说。
吴一龙教授团队正在推进新的临床研究，把免疫治疗往早期方面推进，用于手术前新辅助治疗、手术后辅助治疗，以及其他药物与免疫治疗的联合、双免疫药物治疗等，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，他说。
尽管免疫治疗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对一部分癌症病人有效，但越来越多的试验证实，免疫治疗在所有的癌种里都看到了希望，让一部分晚期的癌症的病人得到了治愈的希望。
“站在肺癌的高度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一是找出大量肺癌早期的患者；二是对晚期患者的有效治疗。”他说，过去肺癌患者早中期和晚期数量是4：6，现在倒过来了，一大半是非常早期；占40%的晚期患者，有了靶向治疗，又有了免疫治疗。
“早期和晚期，两个轮子往前推动，将大大提升肺癌5年生存率，甚至‘治愈’。”吴一龙教授说，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战略目标》提出“癌症的5年生存率要提高15%”，肺癌领域到2030年应该能轻松实现。
治疗有效的药物，也影响着医生的职业生涯。
“我当医生的前20年是在黑暗中摸索；后20年，时代给了肿瘤临床医生许多展露才华的机会。”吴一龙教授说，这20年里，他的团队走向国际，个人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也大大提升。
吴一龙总能刷新你对医学的认知。
在上世纪90年代，吴一龙发现，单纯手术并不能改变肺癌患者的生存率，而必须动用所有手段去治疗肿瘤，曾经以胸科手术闻名的“吴一刀”开始转向肺癌综合治疗。截至2020 年，国内上市的14 个肺癌治疗新药中, 有8 个是吴一龙教授牵头做出来、4个是他主要参与研制。
吴一龙团队的临床研究不断刷新着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，也不断刷新着治疗的边界，发表的20分以上SCI文章，每两年就能铺满一面墙。他连续三年入选全球临床医学领域“高被引”研究者，是中国大陆临床医学领域唯一入选者，全球也仅有千分之一的研究者入选。
“第一个PD-1抑制剂用于肺癌治疗在美国获批是2015年，在中国是2018年上市，只相差了3年左右。”吴一龙说，如今中国的研究者已经早期参与甚至是领导了一些国际临床研究，这些努力会大大缩短中国新药与国际的时差，将来达到完全同步。
近20年来，吴一龙成为了我国肺癌临床研究领域多个“第一人”，他笑称这是性格使然，因为总是想尝试新的东西，如果总做重复别人的工作，既浪费资源也没有成就感。
“我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一直遵从一个原则，做我能决定的探索性事情，如果需要依靠别人决定才能完成，无论有多少好处，我都宁愿舍弃。” 吴一龙说。
本文照片由吴一龙教授团队提供
校对 / 黄锦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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