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癌症患者是在与时间赛跑，谁跑赢时间等来有效的新药，谁就有了生的希望。沈琳还记得自己1992年刚刚踏入胃癌专业大门时，胃癌的治疗手段，就像她当时无奈报考胃癌专业研究生一样“别无选择”。
文/戴戴（全文约2800字）
晚期癌症患者的结局，也许没有人比沈琳更清楚。
那位妈妈三四年后突然出现在诊室，沈琳教授心里一惊，对方赶紧解释“沈大夫，您别紧张，我儿子很好”。沈琳教授每每想起这一幕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医生当久了，渐渐地不那么容易流泪，但快乐会越来越简单。
沈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、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，是我国著名的消化系统肿瘤内科专家、北京学者。
胃癌是中国第二大常见癌症，中国的患者占了全球40%以上，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不到一年。
胃癌治疗之难，作为我国胃癌治疗领域的领军人，沈琳教授深有体会：“2015年以前好多临床试验都是失败的，全世界都是如此，胃癌治疗基本上很难成功。”
直到一个代号为CheckMate -649的临床研究获得成功，这是迄今为止在胃癌领域开展的规模最大的全球性III期临床研究，沈琳教授是中国亚组的主要研究者。
这是胃癌医生们一次久违的成功，免疫联合化疗成为十多年来，首个且唯一经III期临床试验证实，能够超越化疗，为胃癌患者带来显著生存获益的治疗方案。
晚期胃癌终于跨过了普遍生存不足1年的“坎”。
癌症患者是在与时间赛跑，谁跑赢时间等来有效的新药，谁就有了生的希望。
小丁（化名）胃癌已广泛肝转移，肝被肿瘤“吃”掉了70%，一般情况下，他的预计生存期不会超过半年。已穷尽所有治疗手段的小丁，抱着最后的希望找到沈琳教授，看看能否“碰”上适合的新药临床试验。
北京大学肿瘤医院I期临床病区成立于2014年，沈琳担任主任，带领团队几乎承担了所有跨国制药企业PD-1/PD-L1抑制剂在中国的I期临床试验。
医生治病靠科学，但对患者来说，还需要一点运气。
小丁很幸运，符合沈琳教授团队临床试验的入组条件，用上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PD-1新药。在药物的作用下，他肝脏的转移病灶和胃部的原发病灶很快消失了，并在停药后的两年里，一直维持这个成果。随后胃里又开始一点点冒出肿瘤，沈琳教授再次给他使用了单药PD-1单抗治疗，肿瘤又很快缩小，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做了胃癌根治性手术。
“现在他的无病生存已经超过三年了，这在以前根本是不敢想的。”沈琳说，免疫治疗给原来完全是绝症的病人，带来了崭新的生活。
化疗和靶向药治疗都是针对肿瘤进行打击，一旦出现耐药，肿瘤就会进展；免疫治疗则是针对肿瘤生长的沃土，一旦有效更有可能长期有效。新药临床研究给患者带来机会，也可能带来风险，医生要负很大的责任，患者的安全是重中之重。
当沈琳教授第一次将免疫药物用于中国胃癌患者时，她和团队都万分谨慎，尽管知道与化疗药物相比，免疫治疗安全性好很多。
“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碰壁，病人出现一些预料外的反应，我们就全科、全国，甚至与外国专家讨论。病人去哪儿，我们的大夫就跟到哪儿，病人住在别的医院，我们的管床医生就到他住的医院去随诊守护。”沈琳说，随着病例数的积累，医生对药物的认知和对不良反应的处理越来越有经验，并有了许多早期诊断和干预手段，免疫治疗也变得越来越安全。
现代的规范化治疗、药物、疗法，都来自于循证医学下临床研究的结果。新药临床试验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体系，在欧美发达国家，这是一个全民体系，待现行治疗方法无计可施的时候，所有患者都会去参加新药临床试验。
在推动医学进步上，除了有临床医生、药物研发人员，贡献最大的是参加临床实验的患者。沈琳说：“前几年，10个人里大概只有一两个愿意参加临床试验，现在很多病人主动来找我，或者打电话咨询是否有适合的临床研究可以参加。”
曾有一个患者对沈琳教授说，他得到的规范化治疗，都是来自于别人曾经参与临床研究建立的标准经验，所以，他也愿意参加临床研究把这种希望传递下去。“我们非常感谢患者的信任。”沈琳教授说。
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，是推动医学进步的核心力量。
沈琳还记得自己1992年刚刚踏入胃癌专业大门时，胃癌的治疗手段，就像她当时无奈报考胃癌专业研究生一样“别无选择”。
幸运的是，就在她进入肿瘤专业不久，循证医学进入中国，中国肿瘤治疗开始与国际接轨，临床研究越来越多，肿瘤成为最有活力的专业。通过大量的临床研究，越来越多治疗有效的新药物、新手段被发现、被证明，中国肿瘤治疗的规范化逐渐建立。
沈琳正是在临床研究的训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批肿瘤医生之一，近三十年来，她领衔的多项研究结果，成为我国制定消化道肿瘤临床诊疗规范的循证医学依据。
随着MDT多学科协作的成熟，消化系统肿瘤的综合治疗水平得到很大提高。早中期的胃癌，外科治疗效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，晚期复发转移患者，也有大量的病人可以长期生存。
但针对消化系统肿瘤的治疗方法依然是全世界的“蜗牛”，艰难爬行。沈琳形容，针对胰腺癌的疗法是最大的那只“蜗牛”，至今没有什么突破，胃癌则是第二大“蜗牛”。
消化道肿瘤治疗难，因为它是如此非常复杂的器官，除了天天承受胡吃海塞的烦扰，还要承担消化功能、内分泌功能、代谢功能，以及维护体内环境的功能。长在这里的肿瘤，生命力非常旺盛，想把它打趴下并不容易。
“我相信，在未来的三五年，胃癌的治疗进步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。”沈琳说，与肺癌走过的道路一样，胃癌的治愈之路也是化整为零精准治疗逐个攻克。
“与肿瘤的战斗就像‘愚公移山’，一筐一筐地挖，一座大山慢慢地已经被挖去了一个角。”沈琳说，如今，免疫治疗挖去了一个角，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临床研究针对不同类型的胃癌，已获得了突破性的前景。
免疫治疗为一小部分患者打开了治愈之门，在胃癌治疗的历史长河中，跨出了关键的一步。
时代赋予每一代人不同的机遇和责任。
医学发展到今天，癌症虽然还无法治愈，但也只是对一部分人是绝症。许多多发肝转移、肺转移的晚期肿瘤患者，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、生活，回归社会，这是沈琳等肿瘤内科医生最大的幸福。
对于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战略目标》提出“癌症的5年生存率要提高15%”，沈琳充满信心：“在消化系统肿瘤当中，除了胰腺癌没有信心外，其他包括食管癌、胃癌、肠癌、胆道、甚至肝癌，都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。”
她指出，十几年来，胃癌在综合治疗的作用下，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，未来通过提高早诊率和综合治疗两轮驱动，再加上免疫治疗给它治疗插上翅膀，到2030年，胃癌总人群的5年生存率，有希望由现在的35%左右，提高到大约45%。
其他的消化系统肿瘤也在免疫治疗成效显著—— 肝癌得到彻底性的改变，生存期将大幅度提高；十多年无药可治的食管癌，成为免疫治疗效果最好的瘤种之一。
医学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断努力，幸运也是每一代一代人的积累。
“我的老师金懋林教授耕耘了一生，那个时代受到很多的局限，没有那么多治疗手段。但如果没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积累，也不可能有现在的腾飞。我相信下一代的医生，会在我们这一代的基础上有更大的进步。”沈琳说。
肺癌是全世界的高病，而胃癌、肝癌、食管癌等消化系统肿瘤都是中国人的高病。全球肺癌医生和研究者数量是胃癌医生的10倍以上，沈琳期待，中国人的高病要由中国专家、研究者来突破。
这是中国消化系统肿瘤医生的使命。
本文照片由沈琳教授团队提供
校对 / 黄锦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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